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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”與“我們”的分離
第一財經日報： 你在《中國有多特殊》的《自由主義及其不滿》中寫道，1980年潘曉掀起人生意義與目標的探討，同時也說，人生意義在1990年代后就開始慢慢成為私人的事情。改革開放以后，中國社會其實經歷了一個“個體化”的過程，在這個過程中，人生目標與志向的確立似乎越來越強調“個性化”？
劉擎：新中國誕生以來的官方意識形態，是一個全面的學說——不光解釋對社會、歷史、政治和經濟，也解決道德和人生。這個在西方哲學家那里叫做“整全性的觀點”，它既是歷史觀、政治觀和社會觀，又是人生觀和道德觀。這套意識形態在“文革”結束之后遇到了問題，人們開始反思過去的歷史經驗，也開始質疑意識形態本身。當時，潘曉提出關于人生意義的討論，引起了熱烈的回應。這是我們那代人大概都知道的事情。
我想，這場討論背后都仍然有個預設：人生的意義問題是大家一起來討論，然后來解決的，好像社會可以給出一個總體性的答案。
但是人生意義問題非常復雜，特別是在市場經濟發展起來以后，每個人的生存體驗，對生活的愿景都變得越來越多樣化，你的生活理想和我的不一樣，誰都拿不出一個標準答案，因此這個問題就從公共討論中漸漸消失了。而我們所說的公共問題——制度、個人權力、社會公正等問題，成為討論的焦點。這是一個變化，表明出現了公共領域和個人領域的分化。但這種分化，在我看來也是有一些問題的。人生的意義和理想可能并不完全是一個私人的問題。
日報：其實，“個人領域”和“公共領域”是無法截然分開的？
劉擎：我不是說它們之間沒有或不應當區別，我是說這樣簡單地分開一定是有問題的。我們本來是有一整套理論，它既回答政治問題，也回答人生道德所有的問題。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，社會出現了多樣化的格局，人們就把公共政治問題和人生理性問題分開，這有一定的道理。在西方政治自由主義的理論中，就是把“正當”問題和“善”的問題分開，這是應對價值和理想多樣化事實的一個方式。就是說，我們大家有各自不同的人生信念，但我們在共同生活的基本原則方面達成共識。正當和善是有區別的，但是在一個人的生命世界里，你自己的生活理想，總是跟如何與別人相處這個問題糾纏在一起，不可能完全分離。所以我們要考慮在什么意義上這兩者可以分離，什么意義上又會發生聯系。
日報：但私人領域的擴大會對公共領域的程序、規則有一定的沖破。怎么樣維持個人領域的權利主張和社會道德規范的界限？
劉擎：公私之分有相當積極正面的意義。首先，顯然是讓個人獲得了許多自由，給了每個人更大的自主空間。這里自由的意思是，在一定的領域內，別人不能強迫我，不要把你認為好的東西強加給另一個人。國家也不能把它的意志完全強加給個人的私人生活，不能強迫你必須相信某種宗教、聽某些歌，穿某種衣服，閱讀某些書籍，等等。每個人因此有了自己更大的自由空間，這是個巨大的成就。第二，把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劃界還有個容易被人忽視的方面，就是說，我們每個人在進入公共討論的時候，或者參與公共事務的時候，不要太多地把個人的信仰、喜好、偏見和風格帶入公共領域。
但私人領域擴張帶來的問題是什么？托克維爾在《論美國的民主》中大致有這樣一種主張：一個人如果只關心私人利益或者“消極自由”，而對公共事務漠不關心，就有了危險。因為公共領域就會出現公民的缺席，變得空白。那么各種各樣專斷的力量就會乘虛而入，反過來會侵蝕自由，會導致喪失自由。也就是說，哪怕只是為了維護個人自由，人們也不能僅僅關注個人的自由。
講道理的文明
日報：剛剛提到在公共領域討論問題的規則，除了學界的學者在專門的刊物、會議進行討論之外，微博也成為很多律師、學者討論的地方，你對這樣一個場域怎么看？
劉擎：現在，有人強調它的混亂和非理性的一面，這當然是個問題。互聯網的時代有一個話語民主化的趨勢，有時會變得非常經典。兩個因素造成了這種極端民主化。一是“發表零門檻”，還有一點是“匿名人格”問題。這兩重因素可能帶來討論品質的下降，這是需要嚴肅對待的問題。但我更愿意強調微博以及“自媒體”的積極意義。我認為，在現在的條件下，微博的討論非常重要，它可以讓我們看見一些本來完全沒辦法看到的東西，讓我們聽到本來可能完全被淹沒的聲音。
我更看重互聯網的開放性。話語的極端民主化的確有問題，但我們不應當因此就去壓制和封閉公共討論，而是要把它變得強健、活潑和理性，也就是說提高公共討論的品質。建立好的商談體制需要制定規則。這個規則不一定都是外部強加給大家，相反，許多討論規范是在彼此互動中慢慢學習養成的。真正有影響的博主，他們的觀點可能不一樣，但至少在一定層面上是要講道理的。說理有多種方式，可以有激情、尖銳，也可以溫和，彬彬有禮。但是講道理仍然是一個重要的規范標準。大家慢慢地正在從吵架的過程中學習理性的對話。所以，我的看法是，第一現狀不是那么糟，第二仍然有改進的趨勢和措施。
日報：如果要將其變成公共領域的更有建設性的聲音，有什么原則需要遵守？
劉擎：現在許多人說社會道德滑坡，甚至道德淪喪。其實也不盡然，真的道德淪喪，我們就不會有道德危機感和不滿。這說明我們心里還是有道德標準的。當道德淪喪的事情發生，我們會義憤。這種恰恰是因為我們有一個標準，表明我們的社會道德狀況與這個標準相差很遠。
在微博上也一樣，大家彼此尊重對方，求同存異，這個標準是存在的，只是我們沒有達到這個標準。那怎樣辦呢？需要規則，也需要強制性的管理。微博生態的改進是可能的，但如果你憑依的軌跡是專斷的，不太講道理的，那么也無法提升一種講道理的文明。微博文化的問題是整個公共領域的建設問題，這實際上要求公民文化的發展。
